文/邹赞
（唐克英口述）我1931年生于甘肃永登县大涝池乡，如今八十五岁。家中弟兄五人，我排行老三，大哥曾担任兰州市电缆厂党委书记，二哥是陶瓷厂厂长；如今健在的还有我妹妹，今年也已七十八岁了。
解放前，父亲给地主赶大车，母亲在地主家做饭，彼时我们弟兄尚幼，大哥在外做买卖。
一次，父亲赶马车时不小心从车上摔下，摔断了腿，无法再赶车，只能回了家，可地主却未给予任何补偿与照料。
当时家乡没有医院，全靠本地中医接骨，过了两年多伤势才稍有好转，父亲却落下残疾，成了瘸子，再也不能赶马车了。
我自幼未上过学，十六岁前跟着人学理发当学徒。别人要学三年，我学了两年多，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。
家中弟兄虽多，但大哥、二哥都跑了，只剩我留在家里，便成了被抓的对象。我当时才十六岁，以为抓壮丁要年满十八岁，没加防备，再加上父亲身体不好，实在别无他法。
展开剩余88%那天夜里，保长和甲长上门把我抓到了乡里。他们为了完成抓壮丁的定量任务，对我父亲说：“你把老大、老二找回来一个，我们就放了老三。反正必须抓一个，他俩跑了，就只能你老三顶上。”
大哥、二哥根本不可能回来，他们便给了点东西，篡改了我的姓名和年龄，把我抓走了。
我们五人被一根绳子绑着坐在车上，除了吃饭时解开，其余时间都被捆着。到酒泉后，我们被移交给新疆来接兵的人。从酒泉到新疆要走一个多月，我们全程都在颠簸的车上，二十多岁的同乡有敢逃跑的，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只能满心畏惧，不敢动弹。
从酒泉到星星峡的路上，车上人多拥挤，我们依旧五人捆在一起，最终有三人因饥饿和疾病离世，只剩我和另一个人活了下来。
那些死者被直接扔在戈壁滩上，无人安葬，白天赶路时，哪辆车死人了，就直接把尸体撂在路边，我们当时既害怕又无助。
1949年下半年，到哈密后我病倒了，浑身长满疥疮，又痒又红，到处溃烂，手脚烂得不成样子，一抓就流血。
那时没有药，国民党医官只用麦草灰敷在患处，根本无效。起初生疥疮的人很多，我们在哈密停留了一周，专门治疗疥疮。
当时哈密城里的警察打死街上的狗，都会扔到戈壁滩。我们当兵的吃不饱，接兵的人就把死狗拉回来，用大铁皮锅煮熟，每人分一块，大家排着队领取。
我们班有个叫王林（音）的士兵，实在太饿，没排队到就伸手去抓，被打得遍体鳞伤，一个月后便去世了，尸体也被扔掉了。
国民党部队里打骂成风，班长、排长都随意打人，训练时谁学不会、学不好，就会被两个人架住，用条子抽打。我年纪小，训练格外认真，侥幸没挨过打。
在哈密待了两个月后，我们被调到迪化（今乌鲁木齐），交给运输营，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——白天出操、练习打枪，下午去戈壁滩打柴火供炊事班使用。
之后便分配到连队，跟着班长在当时还叫景化的呼图壁赶马车，负责给生产连拉炭。
有一次在煤窑附近，班长的马车停在路边，拉车的马突然受惊，一旁蹲着的班长和马都被山上冲下来的野狼咬伤，好在班长保住了性命。我们年纪小跟在后面，侥幸没出事。
赶车途中，我们看到一户姓周的人家十分贫穷，冬天连煤都没有，班长便让我们给周家送几袋煤。
我当时二十来岁，能一个人扛一袋煤，后来每次经过，周家人都会给我们烧热水，十分热情。班长心地善良，平时看到可怜人，总会送些馍馍和煤炭，这都是部队起义整编后的事了。
我来新疆不到三个月，部队就参加了“九·二五”和平起义，我最初被编入九军第二十六师，也就是现在八师的前身。
陶峙岳司令带领部队起义，功不可没，若不是他，新疆不知会死多少人。当时马呈祥带领一支回族队伍，叶成身居要职，地位仅次于陶司令。
起义前，部队里混乱不堪，国民党还大肆造谣，说共产党有“三光”政策，迪化和呼图壁的街上到处贴着“朱毛”的大字，文教人员甚至黄埔十七期的教员都专门给我们灌输这些谣言，我们当时对此深信不疑。
陶司令在呼图壁召开官兵大会动员起义时，配备美式装备最强的机枪营突然叛变，当时陶司令还在讲台上，幸得地下工作者及时通报，警卫护送他迅速离开，才保住性命。
机枪营叛变后逃往阜康，在戈壁滩停留了两个月。后来，该营排以上干部被调到迪化，解放军早已架好机枪等候，将他们集中起来学习，之后全部解散，有人回了老家，有人留在新疆给老乡干活。
起义后，我被编入二十六师运输一连，连队里多是原国民党士兵，共产党只给每个单位派来负责政治工作的人——部队设政委，连队设指导员，其余干部还是原班人马。
二十六师第一任政委是陕北人王进龙（音），他第一次给我们作报告时，特意澄清了共产党的政策，说陶峙岳将军领导的和平起义是毛主席同意的，部队编制、官兵职位保持不变，后续只会调整干部，不会变动士兵岗位。
有些国民党老兵企图谋害教导员和营长，解放军提前得知消息，便把我调到营里，给教导员站岗。
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实在，讲的打土豪分田地、农民翻身做主人的道理，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人一听就懂，不像国民党的宣传那般空洞。
部队开展“诉苦运动”时，全连官兵聚在一起，诉说自家的苦难、被抓壮丁的经历以及在国民党部队里遭受的打骂与饥饿，我也讲了父亲被摔伤、自己被抓壮丁的遭遇。
诉苦结束后，大家坦诚评价连队干部，随后清理了不受欢迎的国民党排长、连长，将表现差的送到阿山改造，改造好的可回部队任职。这场运动极大地提高了起义部队的思想觉悟，让大家认清了自己过去遭受的苦难。
当时，老部队来的官兵和起义官兵待遇相同，没有区别对待。参加过“九·二五”起义的官兵，如今在石河子总场北泉镇最为集中，这里是老团场，从1952年起，尽管单位多次调整，但“一四三”和石河子总场的人员基本没变。
起义部队中甘肃人居多，仅我们这批就有两千多人，以武威、酒泉、天水人为主。
1952年，农场领导准备培养我进机关当干部，但我固执地想进入拖拉机队。
当时兵团就这一个拖拉机队，进队有三个严格条件，好像要开飞机当宇航员一样。
一是二十五岁以下；二是党员或团员；三是功臣或劳模（含一二等功获得者）。
我年龄达标，1950年6月16日就入了党——当时起义部队1950年入党的人寥寥无几，多亏了老部队来的教导员，我常给他站岗放哨，干活勤快，他作为支部书记，直接介绍我入了党；
我还两次立一等功、两次立二等功，都是靠劳动得来的，那时候能干，一天打一千多个土坯，那可是半夜里起来就打。
陶司令当时常住在石河子老街，每天都去拖拉机队看我们开荒，我们几乎天天能见到他。
我在拖拉机队开了两年拖拉机后，转到修理岗位，曾在苏联援建的乌鲁木齐十月拖拉机厂学习了一年，苏联专家季托夫（音）给我们授课，配有翻译，帮我们掌握拖拉机修理技术。
我爱人是1952年和金茂芳等人一起来新疆的山东女兵，她们是新中国第一代拖拉机手，经选拔进入石河子拖拉机训练班，毕业后留在拖拉机队。
当时我是机车班长，不太会做家务，她常帮我洗衣缝扣，朝夕相处中我们产生了感情。她是贫农出身，家中姊妹八人，念过小学、当过青年团员，我们1955年结婚。
我们共育有五个女儿、一个儿子，都是岳母帮忙带大的。岳母和岳父从山东赶来，在我们生第一个孩子后就一直照料家务，两位老人九十多岁才去世，帮了我们家大忙。
如今，一个女儿去了内地，其余五个子女都留在兵团，孙子、外孙也都在兵团上了大学，如今仍在兵团工作。
我现在是离休干部，有人打趣说我们这些原国民党起义官兵，反倒跟着共产党干出了成绩。
我的儿女们常听我讲这段历史，对我的经历深有体会，作为兵团人，他们也都能理解和接受这段过往。
采访时间：2015年7月4日中午。
访谈地点：石总场北泉镇文化宫。
人物简介：唐克英，男，1931年出生，甘肃永登县人，出身雇农家庭，没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，小时候做过理发学徒。后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，赴疆途中历尽千辛万苦。1949年9月25、26日，亲历了国民党部队和平起义。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积极参加屯垦大生产运动，1952年成为一名拖拉机手，后来转为机修工人。离休后定居北泉镇。
【后记】
一段口述，串起一个普通人在乱世中的颠沛，也藏着“九·二五”起义后，一群人被时代照亮、重获新生的密码。
这位老兵的人生，是无数原国民党起义官兵的缩影——从被命运裹挟的壮丁，到扎根兵团的建设者，每一步都镌刻着苦难与坚守、救赎与荣光。
十六岁被抓壮丁，篡改年龄姓名、捆缚西行，戈壁滩上见证同伴饿死病死、尸体被弃，国民党部队里的饥饿、打骂与绝望，构成了他青春里的底色。
彼时的他，是乱世中身不由己的尘埃，连生存都是奢望，更无尊严可言。“九·二五”和平起义，是他人生的转折点，也是命运的救赎。
共产党的一视同仁、思想政治工作的浸润、诉苦运动的共情，让他看清了方向，也找回了做人的尊严。
从给教导员站岗，到入党立功、深耕拖拉机驾驶与修理，从邂逅山东女兵组建家庭，到儿女扎根兵团、续写坚守，他用勤快与忠诚，挣脱了过往的桎梏，在劳动中实现了自我价值。
他的故事，不仅是个人的逆袭，更彰显了共产党的包容与兵团精神的力量——不纠结过往，不歧视出身，唯以实干论英雄。
那些曾被命运抛弃的人，在兵团的热土上，靠双手挣得荣誉，靠坚守撑起家庭，把苦难的过往，酿成了岁月的荣光。
如今，离休安享晚年，儿女辈续写兵团故事炒股配资利息论坛，这份跨越三代的坚守，早已超越了个人命运。时代从不会辜负每一个踏实肯干的人，哪怕身处绝境，只要抓住希望、躬身实干，便能挣脱桎梏，活成自己的光，也为这片土地留下不朽的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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