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文/邹赞
(唐克英口述)我1931年生于甘肃永登县大涝池乡,如今八十五岁。家中弟兄五人,我排行老三,大哥曾担任兰州市电缆厂党委书记,二哥是陶瓷厂厂长;如今健在的还有我妹妹,今年也已七十八岁了。
解放前,父亲给地主赶大车,母亲在地主家做饭,彼时我们弟兄尚幼,大哥在外做买卖。
一次,父亲赶马车时不小心从车上摔下,摔断了腿,无法再赶车,只能回了家,可地主却未给予任何补偿与照料。
当时家乡没有医院,全靠本地中医接骨,过了两年多伤势才稍有好转,父亲却落下残疾,成了瘸子,再也不能赶马车了。
我自幼未上过学,十六岁前跟着人学理发当学徒。别人要学三年,我学了两年多,就被国民党抓了壮丁。
家中弟兄虽多,但大哥、二哥都跑了,只剩我留在家里,便成了被抓的对象。我当时才十六岁,以为抓壮丁要年满十八岁,没加防备,再加上父亲身体不好,实在别无他法。
展开剩余88%那天夜里,保长和甲长上门把我抓到了乡里。他们为了完成抓壮丁的定量任务,对我父亲说:“你把老大、老二找回来一个,我们就放了老三。反正必须抓一个,他俩跑了,就只能你老三顶上。”
大哥、二哥根本不可能回来,他们便给了点东西,篡改了我的姓名和年龄,把我抓走了。
我们五人被一根绳子绑着坐在车上,除了吃饭时解开,其余时间都被捆着。到酒泉后,我们被移交给新疆来接兵的人。从酒泉到新疆要走一个多月,我们全程都在颠簸的车上,二十多岁的同乡有敢逃跑的,我们这些十几岁的孩子只能满心畏惧,不敢动弹。
从酒泉到星星峡的路上,车上人多拥挤,我们依旧五人捆在一起,最终有三人因饥饿和疾病离世,只剩我和另一个人活了下来。
那些死者被直接扔在戈壁滩上,无人安葬,白天赶路时,哪辆车死人了,就直接把尸体撂在路边,我们当时既害怕又无助。
1949年下半年,到哈密后我病倒了,浑身长满疥疮,又痒又红,到处溃烂,手脚烂得不成样子,一抓就流血。
那时没有药,国民党医官只用麦草灰敷在患处,根本无效。起初生疥疮的人很多,我们在哈密停留了一周,专门治疗疥疮。
当时哈密城里的警察打死街上的狗,都会扔到戈壁滩。我们当兵的吃不饱,接兵的人就把死狗拉回来,用大铁皮锅煮熟,每人分一块,大家排着队领取。
我们班有个叫王林(音)的士兵,实在太饿,没排队到就伸手去抓,被打得遍体鳞伤,一个月后便去世了,尸体也被扔掉了。
国民党部队里打骂成风,班长、排长都随意打人,训练时谁学不会、学不好,就会被两个人架住,用条子抽打。我年纪小,训练格外认真,侥幸没挨过打。
在哈密待了两个月后,我们被调到迪化(今乌鲁木齐),交给运输营,经过三个月的新兵训练——白天出操、练习打枪,下午去戈壁滩打柴火供炊事班使用。
之后便分配到连队,跟着班长在当时还叫景化的呼图壁赶马车,负责给生产连拉炭。
有一次在煤窑附近,班长的马车停在路边,拉车的马突然受惊,一旁蹲着的班长和马都被山上冲下来的野狼咬伤,好在班长保住了性命。我们年纪小跟在后面,侥幸没出事。
赶车途中,我们看到一户姓周的人家十分贫穷,冬天连煤都没有,班长便让我们给周家送几袋煤。
我当时二十来岁,能一个人扛一袋煤,后来每次经过,周家人都会给我们烧热水,十分热情。班长心地善良,平时看到可怜人,总会送些馍馍和煤炭,这都是部队起义整编后的事了。
我来新疆不到三个月,部队就参加了“九·二五”和平起义,我最初被编入九军第二十六师,也就是现在八师的前身。
陶峙岳司令带领部队起义,功不可没,若不是他,新疆不知会死多少人。当时马呈祥带领一支回族队伍,叶成身居要职,地位仅次于陶司令。
起义前,部队里混乱不堪,国民党还大肆造谣,说共产党有“三光”政策,迪化和呼图壁的街上到处贴着“朱毛”的大字,文教人员甚至黄埔十七期的教员都专门给我们灌输这些谣言,我们当时对此深信不疑。
陶司令在呼图壁召开官兵大会动员起义时,配备美式装备最强的机枪营突然叛变,当时陶司令还在讲台上,幸得地下工作者及时通报,警卫护送他迅速离开,才保住性命。
机枪营叛变后逃往阜康,在戈壁滩停留了两个月。后来,该营排以上干部被调到迪化,解放军早已架好机枪等候,将他们集中起来学习,之后全部解散,有人回了老家,有人留在新疆给老乡干活。
起义后,我被编入二十六师运输一连,连队里多是原国民党士兵,共产党只给每个单位派来负责政治工作的人——部队设政委,连队设指导员,其余干部还是原班人马。
二十六师第一任政委是陕北人王进龙(音),他第一次给我们作报告时,特意澄清了共产党的政策,说陶峙岳将军领导的和平起义是毛主席同意的,部队编制、官兵职位保持不变,后续只会调整干部,不会变动士兵岗位。
有些国民党老兵企图谋害教导员和营长,解放军提前得知消息,便把我调到营里,给教导员站岗。
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实在,讲的打土豪分田地、农民翻身做主人的道理,我们这些农村出来的人一听就懂,不像国民党的宣传那般空洞。
部队开展“诉苦运动”时,全连官兵聚在一起,诉说自家的苦难、被抓壮丁的经历以及在国民党部队里遭受的打骂与饥饿,我也讲了父亲被摔伤、自己被抓壮丁的遭遇。
诉苦结束后,大家坦诚评价连队干部,随后清理了不受欢迎的国民党排长、连长,将表现差的送到阿山改造,改造好的可回部队任职。这场运动极大地提高了起义部队的思想觉悟,让大家认清了自己过去遭受的苦难。
当时,老部队来的官兵和起义官兵待遇相同,没有区别对待。参加过“九·二五”起义的官兵,如今在石河子总场北泉镇最为集中,这里是老团场,从1952年起,尽管单位多次调整,但“一四三”和石河子总场的人员基本没变。
起义部队中甘肃人居多,仅我们这批就有两千多人,以武威、酒泉、天水人为主。
1952年,农场领导准备培养我进机关当干部,但我固执地想进入拖拉机队。
当时兵团就这一个拖拉机队,进队有三个严格条件,好像要开飞机当宇航员一样。
一是二十五岁以下;二是党员或团员;三是功臣或劳模(含一二等功获得者)。
我年龄达标,1950年6月16日就入了党——当时起义部队1950年入党的人寥寥无几,多亏了老部队来的教导员,我常给他站岗放哨,干活勤快,他作为支部书记,直接介绍我入了党;
我还两次立一等功、两次立二等功,都是靠劳动得来的,那时候能干,一天打一千多个土坯,那可是半夜里起来就打。
陶司令当时常住在石河子老街,每天都去拖拉机队看我们开荒,我们几乎天天能见到他。
我在拖拉机队开了两年拖拉机后,转到修理岗位,曾在苏联援建的乌鲁木齐十月拖拉机厂学习了一年,苏联专家季托夫(音)给我们授课,配有翻译,帮我们掌握拖拉机修理技术。
我爱人是1952年和金茂芳等人一起来新疆的山东女兵,她们是新中国第一代拖拉机手,经选拔进入石河子拖拉机训练班,毕业后留在拖拉机队。
当时我是机车班长,不太会做家务,她常帮我洗衣缝扣,朝夕相处中我们产生了感情。她是贫农出身,家中姊妹八人,念过小学、当过青年团员,我们1955年结婚。
我们共育有五个女儿、一个儿子,都是岳母帮忙带大的。岳母和岳父从山东赶来,在我们生第一个孩子后就一直照料家务,两位老人九十多岁才去世,帮了我们家大忙。
如今,一个女儿去了内地,其余五个子女都留在兵团,孙子、外孙也都在兵团上了大学,如今仍在兵团工作。
我现在是离休干部,有人打趣说我们这些原国民党起义官兵,反倒跟着共产党干出了成绩。
我的儿女们常听我讲这段历史,对我的经历深有体会,作为兵团人,他们也都能理解和接受这段过往。
采访时间:2015年7月4日中午。
访谈地点:石总场北泉镇文化宫。
人物简介:唐克英,男,1931年出生,甘肃永登县人,出身雇农家庭,没有机会接受学校教育,小时候做过理发学徒。后被国民党军队抓壮丁,赴疆途中历尽千辛万苦。1949年9月25、26日,亲历了国民党部队和平起义。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积极参加屯垦大生产运动,1952年成为一名拖拉机手,后来转为机修工人。离休后定居北泉镇。
【后记】
一段口述,串起一个普通人在乱世中的颠沛,也藏着“九·二五”起义后,一群人被时代照亮、重获新生的密码。
这位老兵的人生,是无数原国民党起义官兵的缩影——从被命运裹挟的壮丁,到扎根兵团的建设者,每一步都镌刻着苦难与坚守、救赎与荣光。
十六岁被抓壮丁,篡改年龄姓名、捆缚西行,戈壁滩上见证同伴饿死病死、尸体被弃,国民党部队里的饥饿、打骂与绝望,构成了他青春里的底色。
彼时的他,是乱世中身不由己的尘埃,连生存都是奢望,更无尊严可言。“九·二五”和平起义,是他人生的转折点,也是命运的救赎。
共产党的一视同仁、思想政治工作的浸润、诉苦运动的共情,让他看清了方向,也找回了做人的尊严。
从给教导员站岗,到入党立功、深耕拖拉机驾驶与修理,从邂逅山东女兵组建家庭,到儿女扎根兵团、续写坚守,他用勤快与忠诚,挣脱了过往的桎梏,在劳动中实现了自我价值。
他的故事,不仅是个人的逆袭,更彰显了共产党的包容与兵团精神的力量——不纠结过往,不歧视出身,唯以实干论英雄。
那些曾被命运抛弃的人,在兵团的热土上,靠双手挣得荣誉,靠坚守撑起家庭,把苦难的过往,酿成了岁月的荣光。
如今,离休安享晚年,儿女辈续写兵团故事炒股配资利息论坛,这份跨越三代的坚守,早已超越了个人命运。时代从不会辜负每一个踏实肯干的人,哪怕身处绝境,只要抓住希望、躬身实干,便能挣脱桎梏,活成自己的光,也为这片土地留下不朽的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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